陈新山：我国尸体解剖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1 尸解没有立法，相关文件滞后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尸解方面的法律，仅有40年前（1979年）卫生部发布的《解剖尸体规则》（〔1979〕卫教字第1 329号），这个规则只是卫生部的行规，不是国家法律，其内容不全，条文明显滞后，远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2，4]。虽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8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798号）中，以附件形式对“医疗纠纷中尸检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条件”进行了规定[5]，但这也只是关于尸解立法工作中的一个内容。

      由于我国没有尸解立法，存在尸解委托单位较多而分散、不同的案例由不同的机构或单位委托的问题。目前主要的委托单位有公安局、国家安全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保险公司、旅游部门、不同单位或机构的管理部门或保卫部门、医院或医院与家属共同委托等，也有少数案例是由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委托。缺少尸解立法和尸解委托单位较分散也是我国近些年来尸解率低的原因之一。

1.2 尸解机构分散，管理欠佳

      因历史和体制等多种原因，目前我国开展尸解的单位和部门较多而且分散，既有公安局和检察院等执法系统，也有医学院校、医院和司法行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截至2017年底，全国从事法医、物证、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鉴定业务的“四大类”鉴定的机构有2 606家，其中开展法医病理鉴定的机构占27.67%，多达720余家[6]。这还不包括公安局和检察院等执法系统和尚未在各地司法厅（局）注册的医学院的病理学系（教研室）及医院的病理中心（科室）这两大系统的尸解单位。有的一个城市开展尸解工作的机构就多达十余家，分属不同系统，管理效果欠佳，不仅尸解机构的资质良莠不齐、技术力量单薄，而且相当一部分没有组织病理学检验能力的单位也开展尸解，将其主要器官组织送到别的单位进行病理检验。这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地区只有一个鉴定机构[7]明显不同。

1.3 尸解不全面，操作欠规范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公布了与尸解有关的标准和规范，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全面贯彻执行，不少尸解操作不规范。有的案例没有全面系统地解剖颅腔、胸腔、腹腔和可能需要解剖的脊髓腔，实施变相的“局部解剖”；有的尸解不仅没有对脑垂体、甲状腺、胸腺和肾上腺等器官和组织进行解剖检验，而且对心和脑等重要器官也没有系统地按规范检验，甚至没有测量记录其质量与大小；还有的案例发现出血却没有查明出血的准确部位、原因、性质及具体数量，更不用说一些重要的阴性结果的检查和记录[3]。

1.4 忽视病理检验，组织取材不当

      尸解不仅仅是解剖检验，而且包括尸表检验、尸体剖验、大体标本的病理检验和取材进行组织病理学检验等多个环节和步骤，有的案例还包括现场尸体检验和相关辅助检查，如血液生化检查和毒物分析等。有的案例在进行尸解时只注意解剖提取尸体的器官组织，忽视了对各个器官组织的病理检验，如器官的位置、大小、颜色、质地是否正常等；有的在对固定后的大体标本进行病理检验和取材时只注意取了多少块组织检材，却忽视了对各个器官组织本身的病理检验、观察和记录，如该器官的表面和切面有何病变、具体在什么部位等[3，8]。由于没有认真检查，或不认识病变而没有取材做检查，或取材部位不当，或取材数量不够，而遗漏了重要的损伤等证据。病理检验首要的是“检验”，其次才是“取材”，而不是“重取轻检”。此外，也有的尸解后未对肝、脾、肾等实质器官剖开后取材进行固定，而是按原样整体固定，导致固定不良或明显自溶、腐败，影响了病变的观察和诊断。

1.5 缺乏组织切片阅读能力，不认真审阅病理检验报告

      目前不少开展尸解的单位或机构由于没有病理实验室制片和阅读病理切片的能力，尸解后提取一些器官组织送其他单位进行病理检验，并完全依赖病理检验报告。既不审查病理检验报告是否准确客观，也不与自己的尸解所见进行比较，分析是否符合疾病和损伤的发生发展规律、有无相互矛盾或差异，从而导致误诊误鉴。

1.6 缺少培训和监管，责任追究不严

      尸解既需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目前我国有关尸解的专题教育培训很少，各地各人的尸解方法不尽一致，也缺少深入交流和总结提高。大部分对尸解案例的分析研究都是从死亡原因等角度去总结报道，很少涉及尸解质量本身的分析。主管部门对尸解质量方面的抽查或监管很少，对因尸解质量问题造成损失和不良后果的责任追究也不严格，不利于提高尸解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