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乱象之解

      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主任常林表示，我国司法鉴定乱象的根源在于，市场上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泛滥，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展开后续监管，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面对鉴定机构虚假鉴定、乱收费、违规承揽业务、鉴定人资质不足、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等问题，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主任，现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院长常林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司法鉴定乱象的根源在于，市场上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泛滥，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展开后续监管，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机构、鉴定人过剩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推行司法鉴定社会化改革，以加强鉴定机构独立性。自此，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不断涌现。

　　发展到今天，鉴定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比比皆是。“光北京就有40多家，有的省份甚至有200多家。”常林说，这很不合理，司法鉴定当属特许经营，行业特性决定了其不应像普通商品市场一样店铺林立。

　　首先是服务领域特殊。他指出，随着社会发展，群众法治观念和社会治理的不断进步，很多案件呈下降趋势，司法鉴定的数量也会随之下降。换言之，司法鉴定市场总量应当不断缩小。

　　然而，自2005年起，我国鉴定机构数量一增再增，时至今日，仍不断有新的鉴定机构通过审批进入市场。这意味着在合规经营下，大量机构所能争取到的市场份额十分有限。“为求生存，就容易动歪脑筋，通过回扣、虚假鉴定之类的违规操作获取利益。”常林说。

　　其次，司法鉴定门槛较高，且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因此行业发展应更注重“质”而非“量”。一方面，其涉及刑事案件和行政处罚，要为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和制裁，以及交通事故责任判定等提供依据，对鉴定人专业水平、机构硬件设备的要求极高。另一方面，调处委员会、街道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也需要相关鉴定。这就意味着行业服务须面向大众。“要让老百姓都打得起官司。”常林说。

　　因此，“司法鉴定应做到‘三高一低’，即高资质、高水平、高效率、低收费。”他解释道，要实现“三高”，就必须在专家聘用和设备购买上投入大量资金，保证专业的鉴定人和精尖的设备，同时还要做到低收费。鉴定机构只有通过接收大量案件，“薄利多销”来保证收入，才能支撑起机构的日常开支。

　　但是，由于司法鉴定市场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机构过剩的现状，这一点显然无法实现。常林还指出，有关部门为保证鉴定服务的公益性，对机构鉴定费用一再限制，如有些部门采取竞争性招投标，低价者中标，迫使机构一再压低收费，而缴纳税款却与普通企业一致，更令其生计艰难。于是，一些机构以牺牲“三高”来成就“一低”：通过削减专家和设备方面的投入来降低成本，甚至违规盈利。在此环境中，坚持原则和水准的机构生存困难，水平低劣甚至违法机构反倒风生水起，劣币驱逐良币，司法鉴定乱象难以平息。

　　这无形中劝退了不少行业精英，再加上市场准入门槛低，鱼目混珠的现象愈发严重，大量鉴定人水平堪忧，甚至资质不足，进而出现机构争抢简单案件、互相推诿疑难案件等问题。

　　清理市场，提升准入门槛

　　有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一点，近年来持续加大对鉴定市场的监管力度，从2017年的《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2018年的司法鉴定行业警示教育活动、《关于严格依法做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工作的通知》，至今年正在进行中的清理整顿工作，不断完善制度，收紧对鉴定机构的准入、质量和执业监管。

　　这些“组合拳”非常及时，不过常林还建议，首先应根据各地人口案件比例，限制每个省、市的鉴定机构数量，或逐步削减现有机构数量，使地方案件集中于一家或几家专业互补的高水平鉴定机构。此外，为保证机构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应规定最低收费标准，有关部门在招投标时不应低于价格底线，并应降低对鉴定机构的税收标准。同时，提升鉴定机构准入门槛，明确对机构人员数量、建筑面积、实验室数量等方面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使机构规模和水平足以应付当地的鉴定案件。

　　对于偏远地区的鉴定需求，常林建议，可借鉴美国或韩国的经验：前者部分地区通过定期外派鉴定专家解决这一问题；后者则是设立分支机构。据常林介绍，韩国国家最大的鉴定机构在各地设有若干分支，并规定，当地部分案件由分支机构完成，还有部分则需送至总部进行鉴定。“这两种方式都足以消化地方案件，并能够保证全国各地鉴定质量的统一。”他说。

　　另外，对鉴定人的专业能力同样需要严格把关。常林指出，目前在我国，相关专业本科生毕业后，即可直接进入民营机构工作，其专业鉴定能力非常有限。而机构往往缺乏系统的培训方案，甚至由缺乏系统专业知识的退休人员进行传帮带。

　　他解释道，由于退休人员要求不高，成本较低，很多鉴定机构乐于聘用他们。这不仅无法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对年轻鉴定人的成长同样无益。

　　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有着严格完善的鉴定人培养制度。“以美国为例。”常林说，“一般修过化学生物等科目的学生本科毕业后，须申请医学院，通过严格的面试才能入学。4年毕业后，如果选择法医病理、尸体解剖等方向，还须经过5年的培训，并通过两次全国性的相关执业统考后，才能成为鉴定人。只有这样，上岗时才有能力解决大部分工作问题。”

　　“因此，要提高我国鉴定行业的整体水平，首先应建立严格的培训和考试制度，可以规定从某一年开始。”常林建议，在此之前参加工作的鉴定人需参与当年的全国统考，此后上岗的鉴定人则还需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可以循序渐进，刚开始时规定一年半的培训时长，此后逐渐延长至三年。”常林进一步建议，培训教程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化。培训结束后同样须参加统考，所有鉴定人只有考试通过后才能取得执业资格。

　　“对统考的难度也要严格把控，不能太简单，考试不是目的。”常林表示，要严格筛选出真正有资质的鉴定人进入行业。

　　而对于在职鉴定人，他提出，首先应清退无特殊贡献的退休人员，并建立定期考核制度，不过关的鉴定人须停业学习，直至考核通过。

　　明确鉴定人主体地位

　　在提升鉴定队伍质量的同时，还应加强鉴定人的独立性，包括给予其应有的职业待遇，并完善追责机制，真正将鉴定人作为行业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

　　常林指出，目前我国的鉴定行业主体是机构，鉴定人往往依附其上。主要表现在，法院裁判文书中只有鉴定机构名称，而没有鉴定人的名字。此外，前者不仅可以工资待遇为要挟，干预鉴定结果，还能掌控后者的去留——只有经原机构开具犯罪证明，无遗留问题，才能顺利离职，转入其他鉴定机构。

　　常林认为，鉴定机构应当仅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平台，只有允许鉴定人自由流动，使优质机构获得人才更加容易，问题机构无法留住人才，优胜劣汰，才能有效提升鉴定市场的总体水平。

　　此外，鉴定人的薪资和工作内容分配也不合理。常林表示，无论体制内外，鉴定人的薪资普遍较低。并且，无论专家还是新人，对司法鉴定过程中的各项大小事务都必须亲力亲为，鉴定人与技术助理责权利不清，优秀鉴定人无法脱颖而出。

　　要解决好待遇问题，离不开科学的体制设定。他举例道，一家百余人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往往仅有十几名，其余工作人员多为鉴定人服务的技术人员和各类助理。在工作中，由后者完成解剖和技术辅助等琐碎而相对简单的任务，前者则主导鉴定工作，对后者进行指导，负责做出诊断，把握鉴定意见，掌控整体鉴定质量，并作为专家出庭作证。“也因此，机构对于助理的专业教育要求相对不高，无须取得鉴定人执业资格，但薪资也较低。这使鉴定机构在拥有足够规模的同时，还能以高薪供养优秀鉴定人才。”他说，“同时，为保证鉴定质量，实行鉴定助理终身制，即未经历鉴定人培养制度，无法通过工作资历的增长而晋升为鉴定人。”

　　不过，鉴定人在享有高薪的同时，也应当承担起对鉴定意见的主要责任。常林介绍，在许多发达国家，鉴定报告无需盖公章，只要鉴定人签字即可生效。一旦出现问题，鉴定人需负主要责任，如犯下金钱鉴定等原则性错误，则将面临职业生涯的覆灭。这就倒逼鉴定人珍惜羽翼，并不断学习，保持高超的业务水准。

　　所以，他建议，我国还应当建立对鉴定人的严格追责机制和惩罚机制，如每年例行审核，对存在违规违法操作的鉴定人一律取消其执业资格，终身停业，并公布鉴定人简历，使其处于公共监督之下。

　　有效展开进一步的规范措施

　　常林认为，只有当上述这些改革完成时，才能解决或缓解目前的鉴定乱象，并有效展开进一步的规范措施。

　　如何保证机构服务质量，他建议，司法机关与当地鉴定机构签约时，约定后者在服务期内应达到的各项要求，并支付部分款项。“协议结束后，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调查鉴定机构的财务状况、服务质量、出庭情况等，视结果支付尾款。”他说，对机构的不足之处，可以在后续的协议中要求改进，或另换机构签约。这不仅能使有关部门获得优质鉴定服务，还能鞭策鉴定机构不断自我更新与发展。

　　同时，常林还指出，当鉴定人成为行业主体，越来越多鉴定机构作为平台发展成熟时，就会有更多怀揣职业信仰的鉴定人，愿意为了维护职业形象和声誉，形成有力的行业协会，对机构用工不规范、乱收费、虚假鉴定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主动维护行业秩序。

　　在这样的环境下，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等问题也能得到缓解。他认为，一些当事人因对鉴定结果不满意，不断更换鉴定机构，进行多次鉴定，应部分归咎机构泛滥的现状。此外，当前我国鉴定人出庭率极低，对于鉴定意见缺少解释的机会。

　　但当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常林解释道，一是有限的鉴定机构限制了鉴定次数；二是届时会有更多机构和鉴定人愿意坚持底线，能有底气地拒绝“结果导向型鉴定”，即罔顾真相做出委托方想要的鉴定结果。另外，在合理的体制机制中，鉴定人不断学习进步，鉴定出错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

　　在此基础上，再尝试改善诉讼制度，当当事人或律师对鉴定结果提出异议，允许鉴定人出庭解释或做出补充，法官适当采纳意见，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另寻机构重新鉴定。

　　不过，常林强调，这一切都建立在鉴定行业得到真正有效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在此之后，才能描绘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壮阔蓝图。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本社记者 陈和秋